陈瞎子又来了。
这是第三次。
我站在帐篷外,看着那个佝偻的身影从晨雾中缓缓浮现，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，背上背着那个标志性的竹篓，手里那根乌黑油亮的竹竿比他人还高，每当篾匠出现在龙岭迷窟悬崖下的营地，就意味着有人要发财——或者送命。
我认识他十年了,十年前我第一次来龙岭迷窟，他就是这副模样，连脸上的皱纹都没变过，仿佛被青岩山的潮湿空气腌制过，村里人说他是神仙，也有人说他是鬼，不是因为他真瞎——他那双眼睛分明亮得很，看人时总带着一股子让人不舒服的穿透力。
“小刘，又见面了。”他冲我呲开一嘴黄牙，声音像砂纸刮过铁皮。
我递过去两根烟,他接过去熟练地夹在耳后，龟裂的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墨绿色——那是常年触摸青铜器和铁器留下的痕迹，考古队的人都知道，陈瞎子认货，经他手的青铜器，看一眼就知道真假，摸一下就能说出年代。
但认货不代表他说的都是实话。
“岛，找到了？”他冷不丁问。
我心里咯噔一下,这件事我只在考古队内部会议上提过一次，还是在省城的会议室，他怎么可能知道？我的目光落在他褴褛的布衫上，忽然想起一件事——队里新来的翻译小赵，上周说在招待所遇见过一个奇怪的盲老头，说要找他打听点事。
“陈师傅，”我掐灭烟头，“您说的‘无人之岛’，在哪儿？”
他咧嘴笑了,那笑容让我想起小时候在老家的坟地里见过的野狗，月光下白森森的牙。
“你终于问了。”
我跟着他走向悬崖,龙岭迷窟的入口就在这片页岩断层的中央，深嵌在山体里，像一个张开的巨口，二十年前的考古发掘让主墓道重见天日，但我知道，这只是冰山一角，真正让考古界疯狂的东西，藏在这座山的更深处。
这边来。”
他带我绕到主墓道西侧,推开一片山藤，岩壁上有一道两指宽的裂隙，新鲜得很，像是刚裂开的，裂隙深处透出一点光——不对，不是光，是磷火，专业的敏感性让我立刻意识到，里面有大量的有机物质在分解。
“上周塌方震开的。”陈瞎子用手掌贴住岩壁，像在抚摸恋人的脸，“我听见里面的声音了。”
“什么声音？”
“金属撞击的声音，两丈深的地方，有块青铜板。”
我要往里面探头,被他一把拽住，他的手劲儿大得吓人，完全不像六十七岁的人。
“不到时候，农历十六夜里再来，带上绳子，还有...”他顿了顿，“带上一个哑巴。”
“为什么是哑巴？”
“岛上的人，说不了话。”
那天晚上我失眠了,我在想陈瞎子十年前第一次见到我时说的话，那时我刚从北大考古系毕业，分到省考古所不到一个月，被派来龙岭迷窟做测绘，他站在悬崖下等我，就像今天一样。
“京都来的大学生，”他用竹竿戳了戳我的测绘仪，“想不想干票大的？”
我以为他在说盗墓,警惕地后退两步，他笑了，笑声在悬崖间回荡，像夜枭在鸣叫。
“我不盗墓。”他突然正色，“犯法的事我不干，但我知道一些东西，比挖墓有意思得多。”
“什么东西？”
“一座岛，地图上没有的岛。”
接着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,抗战时期，一架日本军机坠落在龙岭附近的山区，机上运载的不是军火，也不是什么机密文件，而是一口棺材，陈瞎子的父亲——当时这一带最有名的摸金校尉——参与了对残骸的打捞。
“棺材打开的时候，里面没有尸骨。”陈瞎子说到这里，压低了声音，“只有一张地图，画着一座岛，岛周围都是漩涡，岛上没有树，只有一座宫殿。”
“什么宫殿？”
“不知道，棺材被日本人抢回去了，图被我父亲拓了一份，我见过。”
我说不出话来,考古需要严谨的证据，而不是这种捕风捉影的故事，但陈瞎子接下来的话，让我整个人都僵住了。
“那座岛，在台风眼里。”他说，“每年七到九月，台风从太平洋来的时候，那个海区会形成一个特殊的风眼，正好罩住那座岛，船进得去，出不来，所以叫无人之岛。”
我问他图呢,他说丢了，我又问他怎么证明，他指了指自己的眼睛。
“我这双眼，就是在那座岛上丢的。”
这是陈瞎子第一次说他瞎的原因,我看着他灵动的眼珠，完全不信，他也不急，拍了拍我的肩膀。
“你会回来的，等你跑完龙岭迷窟，就知道我说的是真话了。”
过去的十年,我被调去参与了国内十几个重点考古项目，去了西藏、新疆、云南，我见过昆仑山的冰川，也见过雨林深处的废墟，但始终找不到陈瞎子说的那座岛，我用各种办法查卫星地图，那片海域什么都没有，台风眼的数据我也调过，没有异常。
但我忘不了他那句话：你会回来的。
我回来了,因为龙岭迷窟的第三次发掘，发现了此前完全没被记录过的东西，墓道深处的壁画上，出现了一个圆形图案——几乎和日本的“三巴纹”一模一样，而三巴纹，是琉球王国时期的王室标志，一个中国西南山区的汉代墓葬，为什么会有太平洋岛国的图腾？
除非,主墓的主人到过那座岛。
更让人细思极恐的是,这座墓的形制，和龙岭迷窟现有的任何一个墓葬都不同，它被更深地埋在山体里，埋在二十年前发掘的那些墓室下面，仿佛有人刻意用上面的墓穴，掩盖下面的秘密。
我们给这个墓起了个代号,叫“祸斗”。《山海经》里记载的食火凶兽，能吞掉一切光明。
我开始相信陈瞎子的话,不是因为证据，而是因为感觉，十年的野外考古教会我一件事——那个老篾匠身上，有一种我说不清但熟悉的气息，那不是盗墓贼的狡黠，也不是江湖骗子的油滑，而是某种更古老的东西，就像一个活了几百年的人，在漫长的岁月里逐渐褪去了所有的情绪和烟火气，只剩下纯粹的注视。
农历十六清早,我去镇上找到了一个聋哑人，老贾，六十来岁，以前是渔村里的船老大，后来得了病，嗓子和耳朵都废了，但他认海图、使船的水平还在，更重要的是——他知道“祸斗”的事，他不是听说的，是他父亲传下来的，他父亲也不是听说的，是亲眼见过的。
他比划了半天,我终于明白了一件事：
“祸斗”第一次出现，不是在龙岭迷窟，而是在海上，南宋末年，有一支船队从琉球方向漂到福建沿海，船上所有人都死了，尸体不腐，面色如生，唯独都变成了哑巴，当地渔民在他们的船舱里发现了一座石雕，祸斗”的形象。
老贾说,他父亲临终前告诉他，那些人死的时候，都在笑。
晚上十一点,陈瞎子准时出现在营地，他换了一身新衣服，青色对襟褂子，脚蹬千层底布鞋，竹篓里装着一盘手指粗的麻绳，一把柄上刻满符文的工兵铲，还有一面锈迹斑斑的铜镜。
“走吧。”他走在前面，脚步轻快。
我们从那道新裂开的岩缝钻了进去,缝隙比白天看到的更深，陈瞎子说有十丈长，直通我刚才说的那个壁画墓，但我很快发现，方向不对。
“这不是通往‘祸斗’的？”
“是。”他头也不回，“但你的同事们走错了路，他们开了好几天，打到墓墙了，打得开吗？打不开，那个墓根本不在土里，它在水下。”
我愣住了,水下？这里海拔将近两千米，哪来的水？
“所以说你们这些读书人，只会看书。”他叹了口气，“龙岭底下有条地下河，青岩山的水都从这里走，汇到